作者：张学标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起飞期的一大引擎，支撑着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过去传统的城市化发展逻辑是向大城市倾斜，为此，本身地理位置偏僻、要素资源匮乏的三四线城市在现实中被边缘化了。而2009年底的一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却向小城市吹起了暖风，其定调2010年经济结构调整的三大着力点——扩大内需、推进城镇化和优化产业结构，给小城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性、制度性机遇，将为小城市的发展前景开启一段新的征程。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放宽户籍限制的路径选择上来看，中小城市将成为“城镇化的主阵地”。尽管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城镇化率以年均37.8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但在表现形式上更多是一种土地的城镇化，产业向城市集中的同时，农民工如候鸟般迁徙，新户籍政策将推动人口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提法也反映了中国的特色国情——城乡二元结构。在“三农”负担较重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大城市化无法解决“三农”问题，只好通过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此外，前期向大城市倾斜的城市化逻辑客观上也造成了地区发展不平衡、大中小城市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以及大城市病等诸多问题。立足于国情的“城镇化”决策是基于方方面面的战略考虑，却为小城市发展插上了一双翅膀：一方面，城镇化背后酝酿着巨大的消费需求，将吸引越来越多原先集中于大城市的商家、企业深入三四线城市的市场；另一方面，在制度改革与环境改善的基础上，小城市相对较低的商务成本、生活成本以及舒适的生活环境也将吸引越来越多企业和人才落户。届时，扎堆大城市的现象可能将改观，“蚁族”这个目前混迹大城市的时代产物也就可能变异或消失了。

城镇化同时也为“扩大内需”提供了一个强大的需求发动机。事实上，经济危机后为了刺激消费，层出不穷的“下乡”活动成为扩内需的亮点，而三四线城市作为农村城市化的前沿则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有超过4000个以上所谓的三四线城市，大体是指分布广泛的地级市、县级市以及县城，它们位于80个大中型城市周围，占据了中国55%的人口和超过52%的居民收入。2009版《走进中国新兴城市消费者》调研报告提出，一二线城市的消费市场逐渐趋于饱和，数量众多的三四线城市逐步构成了潜力巨大的新兴消费市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已见端倪，从2004到2008年中国县及县以下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四年增长幅度达到89.1%。更醒目的是2009年火爆的车市，据业内监测显示，中西部、三四线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是背后最大的推动力。现在的三四线城市因为市场竞争不充分，一些小品牌偏安一隅，比如娃哈哈的非常可乐、做太阳能热水器起家的四季沐歌和服装品牌以纯，这些在大城市名不见经传的小品牌却在小城市活力四射。而来自全球营销业巨头的最新市场调查报告也显示，以县级市为代表的中国三四线城市逐渐成为国内企业、投资机构乃至跨国公司寄予厚望并试图大力开发的新兴市场。宝洁开始传播全国性的乡镇路演，蒙牛则把牛奶下乡与电影下乡工程相结合来进军三四线城市。从供需两头来看，小城镇的消费态势现在可能是低层次的，未来却可能是赶超型的。

“优化产业结构”作为结构调整三大着力点之一，已经通过全国范围内的产业战略布局展开，其中包括空间布局与内容调整，而这将重新整合城市经济。在空间布局上，四大主体功能区、“两横三纵”与周边国家战略承载区渗透了“全国一盘棋”的经济规划甚至政治谋略，有放有收，大小城市都将依照空间坐标对号入座；在产业内容上，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低碳经济横扫所有城市，不管是存量调整还是增量开发，大小城市机会均等。产业布局六大要点在整合城市经济的基础上，也给小城市发展框定了一个全局性的大坐标。在空间布局战略指导下，高铁、高速公路主导的新一轮路网建设正在打造一个全新的交通格局，同城效应的范围越发扩大，效果越发明显，沿线的小城市正陆续被激活。武广高铁以三小时之风驰电掣穿越鄂、湘、粤三省，给千里湖广的沿线中小城市带来了“东风”：广东韶关市正用l000亿元打造以武广客运专线韶关站为核心的“芙蓉新城”；被称为“广东后花园”的郴州已积极行动起来，期待迎来旅游业的黄金时期；耒阳这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也预备开发绿色资源以期枯木逢春；武广高铁沿线的清远、郴州、成宁这些三四线城市则已经摩拳擦掌，欲把承接产业转移作为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突破口。显然，部分小城市已经依靠交通优势经过重新包装率先粉墨登场。

无论是从扩大内需还是产业布局的国家战略来看，三四线城市都将承载未来一个年代的发展新空间。不过，这种政策性美好前景可能遭遇各种现实对冲。首先，小城市自身发展规律限制。三四线城市所处的地缘天然地并不适宜筑城而市，它们往往地处偏僻，没有“九省通衢”的天然地理优势，不可能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集结的市场化高地，因此也没有条件重复经典城市的发展路径。同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和县政治理的体制缺陷，小城市容易滋生群体性事件，是经济问题社会化的前沿阵地，贵州瓮安与湖北石首的骚乱事件可证。这对小城市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天然掣肘。其次，面对发展机会盲目跟风，往往容易被传统路径捕获。首当其冲的就是地产化风险。若城镇化以地产开发为主导，追求短期投资拉动，则无异于饮鸩止渴。通过土地开发、房产投资把城镇化演绎成“建大广场，修大马路，盖大高楼”，反而让小城市失去了本来的优势。现在借高铁攀附大城市的潮流中也包括不少盲目跟风者，概念炒作大于实践操作。此外，可能出现失地农民进城却无法就业的“拉美陷阱”，如果城镇公共服务跟不上，如果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第三产业跟不上，如果农民收入没有大幅增加并不足以产生更多的服务性需求，城镇化对于小城市而言就是空中楼阁。

简·雅各布斯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纵论“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认为破坏了“城市多样性”的规划葬送了城市的天性，中国的大城市也难逃窠臼。如今，小城市将引领下一波“城市化”浪潮，其生与死也在此一搏，在经济起飞期与社会转型期的叠加的时间窗口，4000个中小城市蠢蠢欲动却又茫然无措，2000多个县还可能要忙于应付各种各样的“恐怖主义”。那么，在如此背景下，小城市如何抉择，会有怎样的发展前景，投资方又该如何检验当地发展规划？

承载未来一个年代的发展空间，对于小城市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利好，不过国家“提拔”三四线城市抱有多重战略意图，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况且小城市发展还受到自身条件的约束，这使得三四线城市在新一轮产业调整与招商引资中既有馅饼，也有陷阱。而这种双重效应作用两头，对于招商方如是，对投资方而言亦如是。

对于招商方的三四线地方政府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拣到篮子里都是菜”的时代了，可现实却还在上演老一套。据刊发在《半月谈》的一篇调查称，某县级市在高速公路旁竖满“招商引资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衡量经济发展环境的惟一标准是让投资者满意”的宣传牌。甚至还有“全年财政收入只有5亿、其中3亿用于政府开工资”的小城市，试想这样的地方还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机会、环境？再说，上篇已经论证过，大部分四线城市都是穷乡僻壤，穷山恶水，人才留不住，资金往外流，拿什么招引投资方？两大招牌政策——土地与税收的政策空间逐渐被中央国策收紧，经典的招商引资方式差不多穷途末路了。虽说政策暖风吹向了小城市，但“轻舟已过万重山”，产业布局的六大变化从形式到内容已经把老一套招商引资的前提都给抽掉了，可以这样说，原先行之有效的路径现如今反而变成最大的绊脚石，落了窠臼就是掉进了陷阱。

地方规划的陷阱本身就是投资方的商业环境。对于投资方来说，三四线城市值不值得投资不能仅凭招商方筵席上觥筹交错间的酒量肚量，也不能光看五花八门的优惠条件，何况土地与税收的政策空间已经收紧。此外，地方政策倾斜权限有限，就算打擦边球甚至非法地私相授受，将来宏观调控追究起来，投资方覆水难收，难免“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果再遇上地方政府“开门招商关门打狗”那就更倒霉了。面对商业环境，如何化险为夷？这一回的“小城市”时代，对于伸出橄榄枝的地方政府，投资方最主要的是观其眼界，看看当地的发展规划与环境建设是否领会了国家战略意图，是否体现科学发展观，是否可持续，是否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具体来讲有三个角度：其一，战略目的，是否能在当地诸多要素中提炼出可行的发展方向，即能否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其二，战略方向，既能反映既定诉求，又能在不确定中寻找突破口，即能否兼顾稳定性与灵活性；其三，战略手段，是否切中要害，有效可行，达到过程与目标的统一。

投资方的检验准则，说白了也就是小城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发展规划与环境建设的准则。如果满足了这个准则，对招投双方来说未来就是个双赢局面。小城市的前景规划说到底是遵循“根、本、源；高、远、深；新、奇、特；势、境、韵”这个十二字方针。首要的就是理解并参透当前小城市发展的时代背景、政策背景，这就是前景规划的根、本、源。在此基础上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从战略高度进行前瞻性定位与布局。我经过对中西部某小城市的实证研究得出小城市发展战略的三个层次十二个要点，具有一般性的参考意义。首先在定位上，将小城市定位在低碳城市、智慧城市、宜居城市、和谐城市，这其实是弱化经济目标，凸显小城市的优势与差异度，同时又契合低碳经济趋势与科学发展的宏观大局。其次，在战略布局上，鉴于目标城市的地理位置，提出南下两广、北上京城、挺进海外、辐射周边，推而广之的参考便是就近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上京争取高科技新产业项目，将本地名优特色产品打入海外市场，借助“两高”交通新格局加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战略性定位与布局体现发展规划的高、远、深。

最后，在方式方法上，我提出“商业组织、金融山寨、强力推介、系统集成”，这四条路径强调的就是新、奇、特。小城市的历史地理人文环境决定了其个性特色原本就强于大城市，要在下一阶段高速城镇化的进程中脱颖而出，只有根据当地的资源优势、区位特点和文化内涵等，走特色化发展之路。此时“策划”便大显身手，“博鳌神话”就是一个小城镇成功策划的典范，融合了上述四条路径，集地方规划和商业策划于一身，海南博鳌10多年前不过是一个寂寂无名的海岛小镇，艺术商人蒋晓松看中了当地集大海、温泉、岛屿、河流于一体的自然环境，构造出一个商业概念，成立专门的投资公司，建成亚洲首个全岛型林克式高尔夫球场提升小城层次，再借助个人在政商两界的人脉关系借势、造势，和当地政府联手四处推介“博鳌·亚洲论坛”项目，2001年博鳌终于一举成名。有势借势，无势造势，这个10年前非典型的策划个案将在未来的小城市发展中成为潮流。“穷山恶水”也许不适合引进工业项目，却因自然环保而适合旅游体验和居住休闲；得不到传统信贷的支持，则可以借助于山寨金融，何况资本对创新与特色本身就有着天然的嗅觉，比如亚洲开发银行1亿美元贷款支持的山西省“小城镇发展示范项目”，主要就是用于山西平遥等7个特色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选择不同的路径，自然就有不同的发展前景，势、境、韵就蕴含在未来的前景之中。“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在征求意见时，60位县、市级小城市的统计局长各执一词，千差万别的小城市难以选取统一性指标，这也反映了小城市具体诉求的差异化。比如中西部小城市，不管实施何种发展战略，主要还是盯牢GDP增长，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民生才有保证，才有可能促进社会、文化、政治的发展。思想观念差异与眼界高低决定了现实中的小城市会有不同的战略选择，在这些不同的选择下，数以千计的小城市主要将呈现出四种不同的前景：

其一，坚定不移走工业化道路，把GDP抬上去了，环保却下来了，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能制造短期内GDP繁荣，却也是最大的陷阱所在。其二，狂热招商，先把菜捡到篮子里再说，尽管这会带来过程性增长但是却不可持续，这种路径依赖方式操作便利，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市场行情，但并不长久。其三，紧紧团结在一二线城市周围，战略上紧紧衔接，保持一个与其相适应的位势但难以超越。不少在全新的交通路网新格局中享用到交通“红利”的小城市便是最好代表，因为它们现在就已经把目标定位在大城市的“后花园”或是“客厅”诸如此类附属地位。其四，打造一个以多方和谐为前提的特色小城市，进而引领小城市发展的潮流。诸如充分挖掘当地的自然环境与历史人文资源，定位于宜居宜业城市、低碳模范城市等等，众多像甘肃白银市这样的资源枯竭型小城市陷入“资源诅咒”，转型还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国外小城市的实践经验，如英国的煤炭工业城市纽卡斯尔由“黑”变“绿”，为中国小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示范性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