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昉  转自：中国经营报2014年12月13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总书记自己也有解释，我们概括大概是三个方面：第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第二是今后产业结构的调整会越来越迅速，产业升级加快进行。第三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过去的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

从数据上看，至少20多个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都是下滑的趋势。15个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降到35年平均增长速度9.8%以下。我们曾经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从1995~2010年的10.3%降到“十二五”目前平均每年只有7.6%的水平，“十三五”我们预计大概是6.2%。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这个预测是非常符合实际的。

经济的持续减速很显然是因为人口红利消失了，潜在增长能力下降，因为这是供给方的因素，不是需求因素，就对我们的整个经济增长提出了崭新的要求：一是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创新驱动。减速看上去是一个宏观数字，而从微观上看它有两个特点，一个叫内涵的减，就是企业整个减少了生产。对企业经理人来说，感觉到没有那么多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了，不像过去那么好经营了，过去愁的是如何融资、如何找到钱，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有钱也不知道该投向什么地方，因此它的生产自然就减少了，或者增长速度没有过去那么快了。二是外延上的减速，现在凡是没有生产力的进步、没有足够竞争力的企业，特别是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它可能会遇到激烈竞争，因此它就被自然淘汰了，即所谓的“创造性的破坏”，现在是必须有死亡才有新生，这就是一个新常态。

因此我觉得至少对企业来说有这样几点启示，第一，我们的企业要懂得没有生产率的提高就没有增长率。事实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唯一来源，即“全要素生产率长一分，GDP才能长一寸”。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优越条件：因为资本报酬没有出现递减现象，可以靠持续投入劳动力、投入资本扩大生产，今后这个事没有了，必须通过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才可能取得企业的发展和宏观经济的增长。这直接对应着新常态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创新驱动。

另一方面，如何达到创新驱动？过去提高生产率有几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办法，我们叫“低垂的果子容易摘”。以前有庞大的农业部门，非农产业比重比较低，农业部门积累了太多的劳动力资源，对应有限资本、更加有限的耕地，因此生产率非常低下。如果有机会通过改革让这些劳动力和其他的资源流动起来，它会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就提高了，这非常简单，你给他自由的选择，他就用脚投票。因此对于企业来说，那个时候只要跳了龙门，创办一家乡镇企业也好，家族企业也好，马上可以成功。

而现在新常态的含义是什么？虽然现在做企业没有过去那么容易了，但是今天的企业是在一个微小的部门竞争，在这个部门里还有资源重新配置的机会，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生产率是不一样的，生产率高的企业能够占用其他企业的资源，可以兼并它，可以把它挤出去，因此生产率高的部门就可以扩大自己的规模，总体经济的生产率也会提高。而那些没有生产率进步、没有足够的能力保持竞争力的企业就应该不断地缩小、萎缩，直至退出市场。这就到了新常态所对应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升级。但是这个升级不是大家一起升级，而是你死我活的升级，活下来的就是升级了，死去的就是为升级提供了一个垫脚石。因此很自然，新常态将有更激烈的竞争，不再是去找资金，也不再是去找市场、找需求，更多的是如何找技术、找创新的机会，这是新常态对企业的一个启示。

我们也知道，新常态是在旧的常态上脱胎而生，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是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以后应运而生的，因此经济增长有很强的要转向新常态的迫切性，但是同时也与旧常态、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天然的继承性。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家族企业来说，它能够把这种“新”与“旧”的关系处理得更好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在市场上就是赤裸裸的竞争关系，因此创造性破坏就有陷入到无助地位的企业。当然，那个时候有政府、有社会安全网络去兜住那些失业的工人等等，但是至少这些企业就不能生存了。但在家族企业内部有天生的血缘关系，有血缘把他们凝结在一起，我想这种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转变就更有了继承性，也许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转变方式。

在西方我们看到很多百年老店，其实很多老店它之所以活下来，就是一代一代的人永远只做一件事，不会从这个领域串到另一个领域去不断扩大，更多是在这个狭窄的领域把竞争对手全挤掉，找到自己生存的依据，如此一代代地传承下去。我想那种看上去没有雄心勃勃的，但是可以把自己的家族企业一代代传承下去，也许就是我们新常态的一种表现方式。